2026-11-15 10:53:10
在过去几年的国际舆论场上，许多关于科技竞争的讨论都围绕着中美两国展开。但如果把视线稍微放远一点，就会发现，“聚光灯”外的世界科技版图远比想象中丰富。至少有十几个国家正在或已经孕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它们的产品每天都在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
比如，全世界每4位智能手机用户中，就有一位在使用韩国三星；英国安谋公司（Arm）设计的芯片架构，被应用于90％以上的移动设备；总部位于瑞典的Spotify（一般译为“声田”），是全球下载量最大的音乐流媒体平台之一；半导体设备巨头阿斯麦（ASML）来自荷兰；《我的世界》《糖果传奇》《愤怒的小鸟》等广为人知的游戏，皆诞生于北欧的游戏工作室……这些国家很少成为全球科技新闻的主角，但却早已深刻嵌入今天的产业体系。
巴基斯坦商业思想家迈赫兰·古尔在新著《谁在定义未来？》中，关注的正是这张地图中经常被人忽略的部分。
在古尔眼中，英国本轮科技创新的脉络，更像是一场“回归欧洲的科技文艺复兴”。
故事要从2010年讲起。当年秋天，深度思维（DeepMind）公司在伦敦罗素广场、伦敦数学学会旁一栋联排别墅顶层、一间只有10个人的小办公室里成立了。
这件在当时看起来极不起眼的“小事儿”，对英国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彼时的伦敦，还不是一个“能够孕育科技初创公司的地方”。其成立时，整个英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仅有8家。然而仅仅几年后，DeepMind就凭借人工智能机器人AlphaGo实现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巨大飞跃。2014年，谷歌以5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收入麾下。
古尔评价DeepMind为一家“开创了创新类别的初创公司”，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英国的创新生态。如今，围绕它已经形成了一批规模可观的新公司。按照科技经济规模、独角兽数量、初创企业估值和风险投资规模等指标，英国已经成为除美国、中国之外最重要的科技经济体之一。
古尔认为，尽管英国在本轮科技竞赛中起步较迟，但后劲极强。一方面，英国有强大的人才基础，守着帝国理工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全球知名高校，妥妥的近水楼台。另一方面，伦敦不仅是全球金融中心，也是全球高端服务中心，法律、会计、传媒等各种服务非常成熟。这意味着，在这场科技马拉松中，欧洲并不一定是“陪跑者”。欧洲要做的，也不仅仅是追赶，而是尝试打破旧秩序、旧思维的围墙，迎来属于自己的科技“文艺复兴”。
与英国“原地起跳”不同，韩国走的是一条路径极为清晰的升级道路。
韩国存在一种独特的企业结构，媒体通常称之为“财阀”。财阀一词由“财富”和“家族／集团”组成，往往同时涉足银行、房地产、交通、电子、酒店、医疗等多个互不相关的领域。不过，这些如今庞大得令人难以想象的企业，并非生来显赫。很多韩国财阀出身平民，最初一桶金往往来自纺织、胶合板、假发等看起来并不炫目的行业。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业才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步进入制造业和重工业，最终转向电子、汽车、芯片、电池等高技术产业。
但财阀并不是韩国科技故事的全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财阀与员工之间“可以工作一辈子”的默契突然瓦解，无数员工被裁，还有一些人主动离开。人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传统大企业流出，其中一部分人开始创办下一代韩国公司。比如，覆盖社交、支付、出行和内容的综合网络平台Kakao以及韩国普及率最高的本土搜索引擎Naver，两家公司的创始人都曾在三星工作。
古尔认为，韩国的科技发展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财阀崛起，它们从廉价仿制品和低附加值产品起步，最终进入全球高端制造领域；第二个阶段是Naver和Kakao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出现，它们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产品，并根据韩国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进行调整，以提升市场占有率；第三个阶段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开始批量涌现，这些“第三代公司”很少复制国际上已有的产品，也不完全依赖韩国本土市场，他们从成立之初就将自己视为跨国企业，而不是先在国内成功，再择机出海。换言之，韩国科技发展的特征并不是突然崛起，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产业升级。
新加坡的路径也很有特色，其故事的主角从一开始就是政府。
新加坡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政府本身就是成熟的风险投资者。
1999年，新加坡成立科技创业创新基金，投入10亿美元，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投资海外风险投资基金，并吸引它们在新加坡建立机构。通过接触顶级基金的运作方式，政府迅速积累了风险投资经验。部分具有政府背景的风投基金，后来成为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的早期投资者。如今，新加坡已经成为东南亚风险投资领域的重要中心，其管理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资产规模，超过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总和。
新加坡政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政府本身就是新技术的积极使用者。在新加坡，政府就是科技企业的最大客户。比如，“智慧国”并非一个简单的科技产业计划，而是覆盖国家运行方式的整体战略，数字技术可以以一种更有系统性、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深度嵌入交通、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的各个领域。
不过，作者认为，这种模式很难复制。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只有中央政府，不需要面对联邦、州、区等多层级治理结构。它可以把货币、财政、贸易、外交和市政事务放在同一套战略中协调，而其他国家的城市通常无法拥有这样的权力。因此，新加坡不是一个可以照搬的模板，其探索更多只能提供借鉴。
通过剖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发展样本，古尔将创新沃土的培育思路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制度因素，另一类是文化因素。其中，制度解释侧重体制、规则和程序的差异，例如高等教育如何组织、科研如何获得激励、公司如何创立与融资；文化因素则侧重社会共识，包括各界如何理解风险、失败、合作与长期投入等。
从更深层次来讲，技术并非孤立于环境而存在。它们由社会变革孕育而成，并在其中繁荣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技术都是环境的产物。
但这本书带来的启发，或许还不止于解释新技术为什么更容易诞生于某些地方。
随着新闻传播以及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对全球科技版图的认识越来越依赖舆论热点。最受关注的国家、最具话题性的企业和最激烈的竞争，占据了大部分公共讨论，也在不知不觉间限定了人们理解科技发展的坐标。久而久之，我们容易把被广泛报道的部分，当作世界的全部；把少数成熟的路径，当作衡量所有国家的唯一标准。
而《谁在定义未来？》所做的，正是把目光移向聚光灯之外。那里有许多尚未被充分讨论的国家、城市和公司，它们彼此之间无法简单复制，却提供了一种理解科技发展的可能。
更复杂的参照系，并不会让答案变得更简单，却能让思维变得更开阔——比较这些样本的意义，正在于此。
（经济日报原创新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