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烈最深刻的致敬

我出生在黑龙江的小兴安岭脚下一座叫伊春的城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第一眼看到的世界应该就是寒冬、白雪和呼啸的北风。这种刻骨铭心的凛冽，深入骨髓。我不喜欢造作、虚假、刻意和雕琢。我喜欢粗粝、天然、朴素和浑然天成的力量感。童年、少年、青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年轻的时候，人在各种欲望和纷杂混乱的情绪下，内心是粗糙和盲目的。人活到了一定岁数，慢慢安静下来，才会看到很多年轻时看不到的东西。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渐渐对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事越来越有兴趣。查阅历史，看纪录片，搜集地方志，一度成了我的习惯。我开始对着一块马蹄铁，或是一个烧炭的熨斗，一个残破的日记本沉思。我在想：一代一代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他们是那么相似，又是那么不同。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

看清历史需要一些距离和时间。

上个世纪初，在内忧外患中，一些年轻的中国人要为在这块土地上受压迫被奴役的人民建立从未有过的尊严。他们渴望挣脱锁链，建立一个连自己都没有见过的美好世界。那么，故事来了。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去做那些当时的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尊严、自由、真理、理想、牺牲、忠诚……他们的人生因此充满传奇，而要理解他们，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到他们为理想信念做出的选择。

作家需要建构一种能把事实连接起来的合理性。他像裁缝一样，按自己的设计把布料裁剪好，拼接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它要适合人形，要立体。要能穿能看，肥瘦合适。要美，要自然。飘逸而不失庄严，奔放而充满克制。它要找到一种平衡。

我不喜欢概念先行的作品，更不想在动笔的时候就预设答案。我觉得写作要先利用直觉确定方向，再用逻辑把路基建立起来。你要在江河上建立桥梁，在悬崖上开凿隧道。你要做的是把车子开上山顶，完成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一位作家能在洗脸盆里合理地淹死一头牛，或是用一根筷子巧妙地支撑起一块磨盘，那他就一定是个合格的作家。

小说《秘密》，缘于一个被搁置的电影故事。我在文史资料里看到了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关于“赵一曼事件”的回忆录。现在的人很难想象：一个腿骨碎裂的革命者，如何在重重看押之下，同一位看押她的警察和另一位甚至不满16岁的小护士，共同策划了一起史无前例的越狱事件。她是怎么做到的？好莱坞的电影也不敢这么拍。一个身陷囹圄、身负重伤的女人，与此前素未谋面的警察和护士，是如何签下这份生死协定？他们共同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我几乎查阅了所有能查到的关于赵一曼的资料。从她出生到牺牲，短短31年的时间。从她儿时拒绝裹小脚、号召自己家长工反抗剥削开始，就注定了不平凡的一生。她不只是抗日烈士，她还是革命家，甚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是旧时代的反叛者。她出身富家，却对灾难深重的底层人民充满深刻的同情。她被捕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求日本人释放16岁的小交通员杨桂兰。她第二次被捕后，依然想着保护营救她的护士韩勇义。在当年的珠河，她影响和改变了成千上万名苦难的中国妇女。她教会她们如何反抗，如何革命，如何有尊严地生活。她是那些最底层劳动妇女的师长、姐妹和精神上的指引者。这些都是她人格魅力的一部分，使我产生了书写她人生传奇的愿望。

在这部小说里，我要做的是把我当初面对这个故事时的震撼、悲伤、叹息、遗憾和困惑，一样不落地展示出来。这是我对那片土地，那些了不起的人最深刻的致敬。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6年8月23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