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11 13:23:33
在金融世界里，有些年份从来不是一个简单数字，而是刻进时代肌理的永恒命题。
1929年，便是这样一个年份。
近百年来，人们无数次回望华尔街大崩盘与随之而来的大萧条，试图追问，繁荣为何会骤然崩塌？全民投机如何酿成浩劫？当贪婪裹挟市场、监管陷入沉默、精英集体盲目乐观时，普通人又该如何自处？
这正是美国财经媒体人安德鲁·罗斯·索尔金新出版的纪实作品《1929》试图回答的问题。
在过去很多年里，各个流派的经济学家对1929年大萧条爆发的原因以及应对政策展开了大量研究。
凯恩斯学派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将大萧条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在他看来，大萧条之所以会发生，并非因为供给过剩，而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以及可负担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消费与投资持续低迷，又使得市场无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且难以改善。凯恩斯在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提出这一框架，其观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总需求管理是走出大萧条的唯一出路。
现代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开创者、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相信，“债务—通货紧缩”是大萧条爆发的根源。许多金融史学家喜欢将1929年以及之前的10年称为“咆哮的20年代”。在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日子里，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乐观，因此也更倾向于大规模负债。然而，当这种乐观达到一个临界点，特别是当某些资产价格突然跳水的情况出现，人们会出于谨慎加快清偿债务，从而开启个人资产抛售、企业资产缩水、投资与消费同步减少的恶性循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美国经济学家本·伯南克则认为，大萧条最重要的教训在于，政策制定者在面对类似大萧条这类特殊情况时，必须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大胆采用以稳定资本市场和经济运行为目标的政策。伯南克系统研究了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在大萧条爆发之初采取的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经济政策，认为胡佛政府反对大规模救济才是导致危机愈演愈烈最重要的原因。这一思路深度影响了多国央行后来的掌舵人，并主导了学界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
和这些更倾向于罗列行情数据、开展宏观分析的金融书籍不同，《1929》最独树一帜的地方是，通过大量一手史料，包括首度解禁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929年机密会议记录以及海量庭审档案、未公开的回忆录、口述史料等，把散落的历史碎片一一拼接了起来。全书几乎没有引入金融模型，甚至连数学运算都很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慢镜头”：从讨论股票的街头鞋童到加杠杆入市的普通中产阶级，从美联储的迟疑、银行家的自救到崩盘后的市场恐慌，时间线极其完整，画面感扑面而来。
作者认为，1929年的故事无关利率或监管，也不在于做空者的机敏或银行家的失误。它关乎某种更为永恒的东西——人性。“无论发出多少警告，制定多少法规，人们总能找到新的方式相信好时光永不落幕，人们总能把希望包装成笃定。而在这场集体狂热中，人类总会周而复始地失去理智。”
在索尔金看来，大萧条说到底就是一场伪装成金融事故的人性故事。处于风暴中心的那些人，包括国民城市银行总裁查尔斯·米切尔等金融家、杰西·利弗莫尔等操盘手以及胡佛总统等政策制定者，没有一个是蠢材。毁掉他们的不是无知，而是确信：一种对价格只会永远上涨的确信，一种对新技术已然改写规则的确信，一种对旧日教训不再适用的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主题和行为经济学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的行为远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理性，而是经常受到贪婪和恐惧的驱使，从而推动信贷规模、资产价格和经济运行陷入周期性循环。
于金融史而言，繁荣和萧条不过是正弦曲线的波峰和波谷；然而当我们拨开宏观的迷雾，聚焦一个个家庭、一家家企业时，我们看到的是足以改变一生的致富机会，或者是灭顶之灾。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所言：“我在职业生涯中一直书写金融危机，如果说有什么信念是我最为坚守的，那便是遗忘的代价永远高于记忆的代价。”
站在今天回望1929年，摆在眼前的不只是一部华尔街灾难史，更是一面映照时代的镜子。当年信贷宽松催生投机泡沫，如今全球债务高企、市场波动剧烈；当年无线电、汽车等新兴赛道引得全民追捧，而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轮番掀起投资热潮……技术变了，但资本的逻辑依旧。华尔街没有新鲜事，所谓金融变局，终究都是人性的轮回。
这或许正是索尔金宁愿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也要以演绎的笔法还原大萧条历史细节的原因——
“我希望读者能按照这本书原本的意图来读它：当作一次沉浸式的体验，踏入一个已然消失的世界，去感受在现代历史上最剧烈的金融崩溃中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想让你站在交易大厅里，看着行情机的纸带再也跟不上交易节奏；想让你坐在那些绝望的人试图力挽狂澜的后台……我深信，一旦你真正经历了这个故事，一旦你感受过繁荣的推力、体验过坠落的眩晕，你便会带着这份经历走下去。而你终究会明白应该警惕什么。”索尔金说。（经济日报 肖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