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8 08:33:48
“供强需弱”是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重大判断。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宏观调控的关键任务——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进，我们的宏观政策主线也随之调整。
1998年以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需求大于供给。彼时的政策目标很明确，即管理需求，适度紧缩，抑制通胀。
1998年至2012年左右，更多是应对过剩。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相继冲击，我国开始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最初是消费品，后来蔓延至投资品领域。政策转向持续扩大内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等，以应对需求不足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后，矛盾主要方面转向供给侧。基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中央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供给侧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因此，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求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近年来，需求侧矛盾再度凸显。中央更多强调“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并明确为一项长期战略。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扩大内需放在重要位置。这意味着宏观调控的重心正在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从主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向供需双侧协同发力，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
可以说，“供强需弱”的判断绝不仅仅是政策力度的微调，更指向宏观调控的整体框架、政策主线和工具结构都将发生相应改变。未来经济工作的重心将更加聚焦于如何有效扩大内需，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需要看到的是，“供强需弱”是一个相对的、结构性的概念，不是指供给绝对过剩，对此要有全面认识。所谓“供强”，是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体现，这是几十年发展的巨大成果和未来发展的坚实依托。所谓“需弱”，是指在当前阶段，有效需求的规模和增长动力相对于庞大的供给潜能而言显得不足，形成了对经济循环的约束。进一步看，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仍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尤其是科技创新和产业现代化方面。同时我国供给端本身也存在结构性矛盾，部分传统产业确实产能过剩，但许多领域的高质量供给仍不足，如高端制造、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现代生活质量的诸多领域，尚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破解“供强需弱”的关键在于坚持统筹协调。既要通过改革和政策激发、扩大需求，也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增强供给体系的竞争力和适配性，以此实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互动。
这种“供强需弱”矛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是体制性原因，涉及市场分割与政府干预的交互影响。当前国内市场仍存在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这是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市场发育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仍需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来打通循环堵点，为释放内需奠定坚实基础。同时，部分地方政府若过度干预、违背市场规律，也可能加剧市场分割和资源配置扭曲。
二是发展性原因，创新能力尚不足以完全引领需求升级。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引领性还不够强，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转化为有效供给和创造新需求的能力有待提升，新供给与新需求之间未能形成高效的循环。
三是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我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举措。但这一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内外需协同和结构转换会面临阶段性压力。
应对“供强需弱”这一问题，要求宏观治理理念和实践不断与时俱进，宏观经济政策应聚焦以下几个关键。
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凝聚共识、统一行动的基础。面对任何复杂形势，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二是战略重心必须清晰突出，把坚持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精准发力。宏观政策应坚定地将着力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有效提振居民消费与扩大有效投资。这不仅服务于短期稳增长，更为破解深层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
三是政策效能必须显著提升，在保持力度的同时追求积极有为。2025年财政货币政策力度已显著加大，2026年不仅力度不减，还可能视情况适时加力。但比力度更重要的是政策有效性。政策需更加精准，着力于改善社会预期、提振市场活力、畅通消费与投资的循环堵点，确保政策红利能切实转化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